既是美国女孩也是台北女孩　身份的游移让我更加柔软

阮凤仪

我一直很难被理解或定义是哪里人。

在美国读电影研究所时，同学会困惑我究竟是国际学生还是本地人？尽管我能操练着流利的英语，几乎没有障碍地和人沟通，但对于美式社交文化上的认知断层，还是让我在电影系这么仰赖团队工作的环境里，觉得蛮困难的。

但回想当初在美国念小学的那段时光，美式教育允许你尽情地玩、允许小孩尽情地「只当小孩」就好。我觉得这点蛮重要的，因为长大之后，现实会逼迫你开始学会面对很多压力与挫折，相比当小孩的日子，做一个大人该是多漫长的事情。所以现在回头看，我觉得不需要迫使自己早熟或是急于长大。从小到大和其他孩子相比，我在文学或音乐的喜好或许是超龄的，但我自己深知在情绪与关系的掌握上我跟他人无异，直到现在我都不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女人了，但这也取决于你怎么去看待成熟这件事情。

我觉得我们这一代逐渐地从自己爸妈上一代的美国梦中释放出来，从前说“来来来来台大，去去去去美国”，美国曾经作为一个理想的符号，存在于上个世代大多数的台湾人心中，哪怕你只是在美国的超市打工，都会相同地被收编进这个代表成功的符号里。但随着信息与网络的流通解放了地域性，美国的现实就能在遥远的台湾被看见。同时也随着台湾在这十几年间的成熟和开放，变得没有一定要去美国才能得到这个符号了。

很多人会把成功或梦想的破灭当作是人生的失败。但我觉得停止尝试才是失败，当把一个东西变得太符号化，像是我得到那个东西就是成功，我没有得到就是失败的时候，把太多个人的意义放在自己不能控制的事情上，你就终将会失落，也会失败。

当初在写电影里妈妈这个角色时，就已经把很多的我自己设想进去了，写剧本时我正好处在 29 跨到 30 岁的阶段，我也会开始思考自己要不要生小孩，开始面临家庭的难题。我觉得我不一定能够做得比我妈妈当初更好，我可以承认她独自带小孩去美国的勇气，也可以感受她罹癌生病时的巨大无助，但我同时也会觉得说，每个人的情绪终归要自己来处理，我们终归不是他人生命的连体，而是一个个独立去爱恨的个体。